【歷朝】兩漢文學發展

一、 概說

　　春秋戰國時代，由秦朝一統天下。嬴政死後，二世胡亥昏庸，為趙高所弒；劉邦破咸陽，子嬰出降，秦朝於是滅亡。經歷項、劉爭霸之後，劉邦擊敗項羽，一統天下，是為漢朝。
　　漢朝初行黃老之術，與民休息，歷經文景之治，國力日趨強盛。漢武帝罷黜百家，以混雜陰陽五行、讖緯之學的儒家思想為核心，並且運用先祖累積的績業，一展宏圖，使漢朝達到空前強盛。在此種狀況下，散體大賦與樂府詩隨之興盛。除詩歌辭賦外，尚有司馬遷《史記》在史傳散文上發出光彩。
　　王莽篡漢、光武中興後，進入後漢時期。此時在史傳散文上，有《漢書》繼興；詩歌上，有五言詩開始出現，並且在後漢晚期逐漸成熟，並且有小賦出現，開啟與散體大賦不同的風格。後漢最終由曹魏篡代，兩漢文學發展也告結束。

二、 漢賦

（一）、賦的定義、起源

1. 賦的意涵

　　在《詩經》當中，「賦」做為一種創作手法而存在，它的原始意涵是「鋪陳直敘」，之後逐漸發展成一種文體，並且在荀子之後正式成為文體名稱。
　　正如同它的原始意義，「賦」之為文體，側重於狀物敘事。它的形式介於散文與詩歌間，並兼具二者特點。

2. 賦的起源

　　「賦」的名稱直接繼承《詩經》的六義，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曰：「不歌而誦謂之賦，登高能賦，可以為大夫」，說明先秦外交場合以誦詩明志，其中不入樂者就稱作賦。因此《詩經》可謂「賦」形成之遠源。
　　戰國時，「賦」被稱為「辭」，並以《楚辭》為代表，入漢則辭賦不分。《楚辭》的特點是描摹物狀、抒情寫志，其中屈原〈離騷〉堪為代表。〈離騷〉不入樂，僅可誦，因此可稱為「賦」，並且在風格、形式上影響漢賦深遠。是以《楚辭》可謂「賦」形成之近源。
　　在荀子諸篇賦篇問世之後，「賦」正式成為文體的名稱。

（二）、漢代賦體興盛之原因

1. 國家強盛

　　漢帝國統一之後，民生經濟相對安定。歷經文景二帝休生養息，國內經濟發展，使帝王生活能更加富裕。在宮殿富麗堂皇、遊獵規模盛大等等諸多豪景下，適合描述這些景象的散體大賦應運而生。

2. 文體本身發展

　　由於《詩經》傳承的四言詩在戰國時代無甚發展，而五言、七言詩仍在醞釀，是以戰國時代以至漢代，《楚辭》影響力較為龐大。在《楚辭》、「騷體」的發展之下，辭賦交互影響，使漢賦跟著更加發展。

3. 上位者喜好

　　漢代諸多君主、貴族皆雅好文學；加以賦體能鋪陳描寫華麗景象，反映、歌詠貴族生活，受到王公貴族喜愛。諸如司馬相如、東方朔等人，皆以能賦而得官。漢順帝時，甚而以賦取士。因此王公貴族提倡於上，士人才子鼎沸於下，辭賦成為文人進身官場之途，自然風行。

4. 儒家思想影響

　　漢初天下行黃老之道，因此極盡鋪張之賦體尚無發展之機會；直至武帝朝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，雖附會陰陽災異之說，但仍舊存有儒家原道、徽聖、宗經的思想。而早期辭賦常寄託諷諭，有宣揚教化的積極作用，洽符合儒家規諷時政的精神，因此賦體能夠在儒家思想的支持下，進一步發展。
　　雖然因著儒家支持規諷時政，導致有諷諭功能的賦更加發展；但中、晚期的漢賦，僅僅追求華麗辭采、文字排比堆砌，甚而流於模擬剽竊，而失去原本諷諭的功能。王公貴族喜好辭賦，也僅僅是喜好歌頌的部分，而忽略勸諫的意涵。揚雄在晚年以為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」，是為賦體諷諭終究流於點綴、矯揉造作之註腳。

5. 文字學發達

　　賦體鋪張揚厲，極盡刻畫之能事。若無足夠文字學素養，也難以堆砌各種罕字奇典。觀漢代著名賦家如揚雄、司馬相如，皆有文字學相關著作（司馬相如〈凡將篇〉、揚雄〈訓纂篇〉），可見一端。

（三）、漢賦種類、題材與特色

　　漢代賦種類，依照體制、題材與特點，可以略分為騷賦、大賦、小賦三種。

1. 騷賦

　　騷賦，即模仿《楚辭》（〈離騷〉）而寫成的賦體。內容側重抒情，形式則類似《楚辭》，句式結構整齊、通篇用韻，且常用「兮」字，加強詠嘆抒情的效果。相對於大賦，騷賦屬於適合言志抒情的文體。
　　著名騷賦如賈誼〈弔屈原賦〉、董仲舒〈士不遇賦〉、司馬遷〈悲士不遇賦〉、司馬相如〈長門賦〉等等。

2. 大賦

　　大賦又稱散體大賦，是漢賦的主要形式。相對於騷賦，大賦屬於適合寫物鋪陳的文體。
　　其題材多半取自宮廷建築、田獵巡遊，以歌功頌德為多；賦篇結構上則常以主客問答的方式，以「序」、「正文」、「結尾」三部分組成；創作上力求文字鋪張、氣勢壯闊，藉由大量使用排比、對偶等技巧堆砌華美的文字，對事物各面相極其詳細的描寫，以達到面面俱到，而又能展現作者的文采。終篇之時，為遵循儒家諷諭之道，因此常以「荒樂足以亡國，仁義可以興邦」的意義作結尾，委婉諷諫。
　　著名大賦如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、張衡〈二京賦〉、班固〈兩都賦〉等等。

3. 小賦

　　相對於大賦，小賦在內容上以詠物、抒情為主，故又稱「抒情小賦」。顧名思義，小賦的篇幅短小，脫離散體大賦三段式、問答體的框架。且比之大賦極盡鋪陳奢華之能事，小賦則平易簡顯，形象生動；加以作者敢於對時事加以針砭、抨擊，使小賦呈現與大賦、騷賦截然不同的風格。
　　著名小賦如張衡〈歸田賦〉、蔡邕〈述行賦〉、趙壹〈刺世疾邪賦〉等等。

（四）、漢賦發展之分期

1. 形成期

　　若以年代觀之，漢賦形成期大略在漢代立國之初，以至於武帝早期之間。當時賦體初自《詩經》獨立，並且深受《楚辭》影響，加以社會經濟正待興盛，散體大賦尚無發展契機，因而騷賦較為盛行。
　　其時，代表作家有賈誼、枚乘。

2. 全盛期

　　由武帝至成帝，乃漢賦發展全盛期。由於經歷文景之治，與民休息，使漢帝國更加繁榮，宮殿興築、貴族富裕；因襲《楚辭》的騷賦已經不足以滿足文人堆砌文字、描述景象之需求，故而以詠物鋪陳為主的大賦代興。
　　其時，代表作家有司馬相如、淮南小山、東方朔、王褒等。

3. 模擬期

　　由西漢末年，以至東漢中期，是為漢賦發展之模擬期。大賦經由枚乘、司馬相如、王褒諸家創作之後，形式逐漸定為一尊；後繼作者無法有所突破，只得因循模擬，按照前人的體制規律，堆砌文字，最後再形式化地加上諷諫。
　　其時，代表作家有班固、揚雄、張衡等。

4. 轉變期

　　東漢中葉以後，外戚宦官亂政，國勢衰頹。文學家眼見民生凋蔽，思想或多或少皆受到影響，進而導致已經淪為模擬剽竊、歌功頌德的大賦，逐漸轉變為字句平淺、抒情言志的小賦。
　　其時，代表作家有趙壹、蔡邕等，張衡亦有小賦作品。

（五）、漢賦名家與作品

1. 賈誼〈鵩鳥賦〉、〈弔屈原賦〉

　　〈弔屈原賦〉乃賈誼遭受貶謫，途經湘水，憑弔屈原之作。賦中哀悼屈原懷才不遇，表現對屈原的深刻同情。雖云悼人，實則自悼，暗喻自身處境。
　　〈鵩鳥賦〉作於漢文帝六年，賈誼貶居長沙，適鵬鳥飛入室中。楚人以鵬鳥為不祥，作者自傷被謫，因作此賦。賦中假託與鵬鳥對話，抒發懷才不遇之感，並寄託「縱軀委命」的道家思想。此賦用散文體，不主誇飾鋪陳，是辭賦之轉變，開漢賦之先。

2. 枚乘〈七發〉

　　〈七發〉假借楚太子與吳客之問答，闡述作者見解。全文共分八段，第一段描述吳客探視楚王子疾病，第二段之後分別提出音樂、飲食、車馬等諸般享受，太子皆稱病以辭。最終吳客提出為太子推薦賢士，談論道理；太子為此精神大振，疾病不藥而癒。
　　雖〈七發〉未以賦名篇，實則具備散體大賦基本要素。從第二段之後，談論奢侈享樂，極盡鋪張排比之能事，且精於描摹事物，正是大賦特徵；且內容描述楚太子為與賢士談論，疾病竟不藥而癒，寄託享樂不如求賢問政的思想，有勸戒、諷諭之作用。

3. 司馬相如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、〈長門賦〉

　　〈子虛賦〉作於景帝時，描述楚人子虛盛讚楚王遊獵雲夢大澤，而齊人烏有卻以齊國渤潤、孟諸壓倒楚國；而〈上林賦〉作於武帝時，寫亡是公極力誇讚天子上林苑的壯觀，與天子射獵的盛況，足以壓過齊楚。
　　〈長門賦〉為武帝時所作，乃司馬相如為失寵的陳皇后所作。通篇交織時間以情感，發揮賦體鋪張的特點，細緻地以陳皇后口吻，描寫人物內心感情細微的變化。〈長門賦〉影響後代宮怨文學，乃司馬相如作品當中，極具抒情色彩的篇章。
　　司馬相如賦篇繼承《詩經》的頌、《楚辭》的鋪陳、荀賦的詠物、宋玉賈誼的抒情等等特色，確立大賦的形式，並為後人所追隨、遵循。其文學成就如下：

(1).從各方面拓展賦體：司馬相如以為「賦家之心」當「包括宇宙，總攬人物」。觀其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，拓展漢代賦體，使其文字鋪張華麗、氣勢壯闊宏偉，開有漢一代賦體之鼎盛。
(2).確立漢賦篇末諷諭傳統：〈子虛賦〉、〈上林賦〉篇末寫天子戒奢侈、行仁政，使「天下大悅」，符合帝王政治需要，亦確立漢賦篇末諷諭之慣例。
(3).影響宮怨文學：〈長門賦〉抒情縝密，描寫細微，影響後代宮怨文學。

4. 東方朔〈答客難〉、〈非有先生論〉
5. 董仲舒〈士不遇賦〉
6. 王褒〈洞簫賦〉

　　宣帝時，適太子體不安，故詔令王褒服侍；王褒作〈洞簫賦〉以獻，使太子大為讚賞。〈洞簫賦〉自洞簫之竹材寫起，狀形、繪色，描述其裝飾、聲音，最後寫簫聲感人甚深。通篇描寫細微，多用排比句，開六朝駢儷之先，對詠物賦、詠物詩產生影響不小。

7. 班固〈兩都賦〉
8. 揚雄〈甘泉賦〉

　　〈甘泉賦〉由遠而近，針對甘泉宮進行極度誇張的描繪。甘泉宮本為秦朝離宮，經漢武帝大量增築之後更顯華麗。此賦透過誇張描述，造成「此宮只應天上有」的形象，非人間所能建造，藉此希望皇帝警覺，避免如同武帝般豪奢，浪費人力物力。通篇鋪陳細膩，用典繁博，辭藻華麗。

9. 張衡〈二京賦〉、〈歸田賦〉
10. 蔡邕〈述行賦〉

　　〈述行賦〉記敘作者本人受召為樂師，在被迫情形下赴召，途中所見所聞。內容描述途中氣候、景物，並聯繫途中史跡，抒發內心感慨，最終譴責帝王貪奢，使百姓不堪重荷。通篇激憤感慨，陳古刺今，針砭深刻。

11. 趙壹〈刺世疾邪賦〉

　　〈刺世疾邪賦〉通篇斥責春秋至秦漢之間的執政者，不顧生民，僅求私慾，並揭露當代奸邪當道，能人志士不容於世，遭到迫害的情形。其感慨激昂、諷刺尖銳，並且兼顧說理，體現小賦典型特色。

（六）、漢賦的價值與影響

　　漢賦的價值，若以散體大賦而論，主要呈現在文學技巧與保存名物上。大賦為求鋪張揚厲，運用的排偶、對仗等等修辭技巧，是相當進步的；且因著文字堆砌，保存了許多當時的名物形貌、字句用法等等。若以小賦、騷賦而言，則其價值主要呈現在諷刺、抒情上。為了傳達內心感慨，或者針砭當代社會亂象，作者使用各種諷刺、抒情的手法，保存當代士人的思想觀念。
　　漢賦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，略可分為正負兩面討論。從正面的角度來看，大略有以下幾點影響：

(1).刺激想像力：漢賦的虛構問答形式，與針對名物建築的誇張描述，能刺激文人想像力，對創作有正面影響。
(2).促進觀察力：漢賦刻畫入微，描寫細膩，有助於促進文人對事物進行深入細微的觀察。
(3).修辭造語進步：漢賦運用排偶、對仗、誇飾等修辭方法，且堆砌奇字罕句，給後人在修辭、造語上很大的啟示。
(4).駢文的啟發：在對仗、排偶、駢儷的文字運用上，給後代駢文很大程度的啟發。
(5).文章學術分離：古代學術與文章結合，通常思想家與文學家不分；漢賦之後，文章學術分離，造成文學家不一定是思想家；且文章亦成為文學家的專利，僅有思想不足以支持賦的寫成。終究使文章成為獨立學門。

　　從負面角度來看，大略有以下幾點影響：

(1).誇張荒誕：漢賦的寫作，造成浮誇、荒誕的作風，並以之代替實學。
(2).捨本逐末：為了追求華麗鋪張的效果，使得內容上立論較為浮淺，見解難以深入，「不以立說為宗，但以能文為本」。
(3).為文造情：漢賦流於模擬之後，作者為求製造鋪張的效果，往往忽略情感投入，而成為排字遊戲。
(4).用奇字罕詞：為炫燿作者才識廣博，常運用罕見字彙。

（七）、歷代賦體發展與沿革

　　賦體在漢代興起之後，在往後各朝代皆有不同程度之發展：

1. 魏晉時代

　　魏晉時，政治上內憂外患，混亂不已。思想上，儒家思想衰敗，老莊思想代興，因著種種原因，使得玄學興盛，進而導致思想、文學逐漸擺脫傳統觀念。賦體接續東漢末年，而在這樣的情形下繼續發展，造成與漢賦不同的型態。其與漢賦之差異點如下：

(1).篇幅短小：東漢雖有小賦出現，但當時主流仍以大賦為主。魏晉時期則以短賦為主流，大賦如陸機〈文賦〉、左思〈三都賦〉等，寥寥可數。
(2).字句清麗：相對於漢代賦體的誇張華麗，魏晉短賦雖日趨駢儷，但已能避免堆砌鋪陳，以平淺的字句、熟練的文學技巧，達到清麗細密的成就。
(3).題材擴大：漢代大賦以描述宮殿建築、狩獵巡遊為主題；魏晉短賦體製、取材大為拓展，囊括抒情、說理、詠物各種體製，登臨、憑弔、傷別各種題材。
(4).個性化、感情化：漢賦以鋪敘為主，進而模擬剽竊，千篇一律，罕有能表現作者個人特色者；魏晉短賦由於題材多樣化，因而能夠顯露出作者個人特色與感情。

　　魏晉時代的賦體作家，在魏晉初期，有曹植、王燦等人；入晉則有陸機、潘岳等。

2. 南北朝時代

　　經過兩漢、魏晉發展，駢麗排偶的文學體制已經形成，於賦體則講究辭藻、對仗、音韻、用典，追求形式完美，稱駢賦、俳賦。其時，著名作者有鮑照、謝惠連、江淹、庾信諸家。

3. 唐宋時代

　　唐宋科舉，出現以詩賦內容的考試制度，形成講究限字用韻的律賦。唐代律賦有李程、王起、白居易，宋代有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蘇軾等，較為有名。
　　宋代之後，出現以散文手法為主體的賦篇，稱作文賦、散賦。文賦的發展，或謂與古文運動興盛有關。

4. 明清時代

　　明清時期，由於以八股文取士，因此賦篇出現八股化現象，稱作股賦。

三、 漢代詩歌

（一）、漢代詩歌發展概說

　　漢代詩歌的發展，大致可以分為樂府詩、文人詩與古詩三個系統。樂府詩係經過樂師、文人加工、搜集的民歌，或者文人自作，可合樂而歌的作品；文人詩乃漢代詩歌較為薄弱的環節，顧名思義，皆為文人所作，大致可分為騷體、《詩經》體、五言詩三種；古詩係民間醞釀而成，由一批佚名作家寫作，以《古詩十九首》為代表。

（二）、樂府詩的起源與興盛

1. 「樂府」名義

　　樂府，原為古代音樂官署名稱，最早見於秦代。漢武帝時，樂府作為官署，其規模開始擴大，職責不僅止於替文人創作的詩譜曲，也拓展到採集各地民謠，進而豐富樂府的樂章，以供朝廷宴樂與典禮之用。此外，亦具有考察民情之功能。

2. 樂府詩的起源與流變

　　樂府詩起源於民間，可合樂而歌；漢代將其稱為「歌詩」；六朝人則將其稱為「樂府」，是以「樂府」從官署名稱，成為詩歌文體之名稱。
　　兩漢之後，「樂府」一詞繼續存在，唐時許多詩人學習古體樂府詩，或創新辭，或沿用舊提，雖不入樂但仍稱樂府；且又有元稹、白居易等發起「新樂府運動」，針對當時詩歌進行改革。
　　宋元詞曲興盛，由於詞、曲皆可入樂而歌，是以亦有作家將詞集、曲集稱作「樂府」，如蘇軾《東坡樂府》、張可久《小山樂府》等。

3. 樂府詩興盛的原因

(1).文體發展之趨勢：歷代文學發展通常有一固定趨勢，即盛極而衰，而有它體代興。兩漢之際，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的體制逐漸衰落、僵化，因此有樂府詩代興。
(2).社會環境因素：經歷春秋戰國戰亂之後，百姓渴望安寧生活，並表現在歌樂上。及至漢武帝時，經文景之治與民休息，朝野安定、經濟富裕，更適合閒暇時的以詩歌作為消遣。
(3).漢武帝提倡。
(4).外國影響：武帝南征北討，促進中國與其他被視為外夷的國家交流，使得胡樂、佛樂藉機傳入中國，並且對樂府詩的音樂造成影響。

（三）、樂府詩的內容、特色與影響

1. 樂府詩的種類

　　根據宋代郭茂倩編纂的《樂府詩集》，將樂府詩分為十二大類：郊廟歌辭（祭祀之用）、燕射歌辭（宴饗之用）、鼓吹曲辭（軍樂歌辭）、橫吹曲辭（亦軍樂歌辭）、相和歌辭（街坊歌謠）、清商曲辭（吳歌西曲）、舞曲歌辭（朝野樂舞）、琴曲歌辭、雜曲歌辭、近代曲辭（隋唐雜曲歌辭）、雜歌謠辭（實際上並非樂府詩）、新樂府辭（唐代新題樂府）。

2. 樂府詩的內容

(1).反映人民困苦生活，如〈婦病行〉、〈東門行〉。
(2).反映戰爭造成的慘況，如〈戰城南〉。
(3).反映人民漂泊思親，如〈艷歌行〉、〈悲歌〉、〈飲馬長城窟行〉。
(4).反映社會問題，如〈上邪〉、〈上山採蘼蕪〉。
(5).以寓言形式諷刺時政，如〈枯魚過河泣〉、〈烏生〉。

3. 樂府詩的藝術特色

(1).藝術形式上，相對於《詩經》四言、《楚辭》騷體的形式，樂府詩在結構上突破囿限，以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，以至於雜言的形式，在詩歌體制上有所拓展。其中以五言與雜言為多，大體而言，西漢多五言、東漢多雜言。
(2).敘事手法上，中國抒情詩較敘事詩發達，但漢樂府詩卻以敘事較多，手法與〈大雅〉的史詩也有所不同。漢樂府詩篇幅大多短小，難以如同巨幅史詩般對事件詳細描述；因此作者透過對事件或生活的剪裁擷取，並且活用對話去刻畫人物，藉以生動地描繪作者想要呈現的形象。
(3).語言風格上，由於樂府詩以民間作品為多，因此大多語言質樸、平易近人。

4. 文人樂府

　　兩漢文人以創作辭賦者較多，樂府詩則大多來自民間；及至東漢，文人創作樂府詩的情形才逐漸增加，如辛言年〈羽林郎〉、張衡〈同聲歌〉等。建安年間，樂府詩創作達到高峰，曹操、曹丕、曹植與王燦、阮瑀、陳琳等成就為高。
　　觀文人所作之樂府詩，與民間樂府在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，與反映社會現實的精神上，是很接近的；但是在內容上、手法上，文人樂府較民間樂府題材更為廣泛、辭采較為細膩，有時更變敘事為抒情。

5. 樂府詩的影響

(1).精神上，漢樂府繼承《詩經》的現實主義傳統，開展後代社會寫實詩風之先路。自建安年間詩人，乃至左思、陶潛、鮑照、杜甫、白居易等，無不受樂府詩寫實詩風影響。
(2).形式上，樂府詩的主要體式是五言與雜言，其所影響者包含陳琳〈飲馬長城窟行〉、鮑照〈擬行路難〉，乃至李白的歌行體篇章。
(3).藝術手法上，樂府詩在敘述夾雜對話的手法，受到後代諸多詩人的運用；且語言樸素，刻畫細膩，亦影響後代社會寫實詩。

（四）、〈孔雀東南飛〉

　　〈孔雀東南飛〉首見於陳代徐陵《玉臺新詠》。全詩三百五十三句，一千七百六十五字，乃中國古代罕見的敘事長詩。其內容描述焦仲卿、劉蘭芝的婚姻悲劇，並且揭露傳統封建禮教的僵化，表達人民對婚姻自由的追求。是詩藝術成就如下：

(1).人物形象塑造：全詩在各種衝突當中，透過人物對話與行動，展現各個人物的性格、特徵，並且塑造出諸如劉蘭芝、焦仲卿等典型的人物形象。
(2).比興、鋪陳的運用：全詩以「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」的情景起興，引起讀者聯想；結尾時以「魂化鴛鴦」，象徵焦、劉二人至死不渝的感情。而在詩中針對各個場景情節，都做出了恰當的描述鋪陳。
(3).敘事剪裁得當：〈孔雀東南飛〉的敘事應詳則詳，應簡則簡，省略無關緊要的情節，緊扣重點，甚至對重點做出重複的描述，顯示作者對情節掌握得當。

（五）、文人詩

　　漢代文人在詩歌創作方面較為少有。大體而言，兩漢文人創作的詩歌以承襲《楚辭》的騷體詩、仿效《詩經》的四言詩、文人創作的五言詩、文人樂府為主。
　　兩漢騷體詩如劉邦〈大風歌〉、劉徹〈秋風辭〉、〈瓠子歌〉；四言詩如劉邦〈鴻鵠歌〉；五言詩如班固〈詠史〉、蔡邕〈翠鳥〉等。
　　此外，亦有諸如梁鴻〈五噫歌〉、張衡〈四愁詩〉等等，乃四言詩過度為五言詩的作品。

（六）、五言詩的起源

　　針對五言詩的起源，前代有兩種說法，一曰起源於枚乘，一曰起源於李陵：

1. 起於枚乘

　　劉勰《文心雕龍．明詩》當中，有「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」，用「或稱」一詞，代表劉勰並非肯定「古詩」為枚乘所作；而徐陵《玉臺新詠》，則將〈西北有高樓〉、〈東城高且長〉、〈庭中有奇樹〉、〈涉江採芙蓉〉、〈行行重行刑〉、〈青青河畔草〉、〈迢迢牽牛星〉、〈明月何皎皎〉與〈蘭若生春陽〉九首古詩，題為「枚乘雜詩」。
　　關於此說法，前人發現幾個問題，使得這一說法難以使人盡信：

(1).蕭統《昭明文選》於《古詩十九首》並未列出姓名；鍾嶸《詩品》稱枚乘「辭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」。加以李善注文選「古詩，蓋不知作者；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」，可見諸家皆未採信作者為枚乘之說法。
(2).《漢書．枚乘列傳》、《漢書．藝文志》僅載錄枚乘賦篇，而無詩篇；且司馬相如、揚雄等與枚乘同時之人，亦未有五言詩之作傳世。要知文體之興起乃一風氣，新體一出，而眾效仿之，絕無當代僅有枚乘一人創作之可能；更遑論題為枚乘所作詩篇已相當成熟。
(3).若文景之時，枚乘已能創作如此成熟之五言詩，則無建安時期方有影響之道理。

2. 起於李陵、蘇武

　　蕭統《昭明文選》著錄李陵〈與蘇武詩〉等三首，又著錄蘇武古詩四首，皆堪稱成熟的五言詩作品；鍾嶸《詩品》曰：「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」，《南齊書．文學傳論》亦曰：「少卿離辭、五言才骨，難與爭騖」，因此有五言詩起源於李陵、蘇武之說法。
　　關於此說法，前人也發現幾個問題，使得這一說法仍舊讓人難以盡信：

(1).《漢書》李陵與蘇武列傳與〈藝文志〉當中，皆不見有五言詩之記載。
(2).《昭明文選》載蘇武五言詩三首，內容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、戰場行役之苦，皆與蘇、李贈別無關。且詩中內容提及江漢、河梁，與蘇武牧羊北海之處顯不合，可能為後人假託或訛傳。
(3).在洪邁《容齋隨筆》與顧炎武《日知錄》皆提及李陵詩「獨有盈觴酒」之「盈」字乃惠帝諱，漢時觸諱有罪，不可能讓觸犯忌諱的詩流傳。

3. 五言詩的起源

　　雖然難以相信枚乘、蘇武、李陵作有五言詩，但是西漢之有五言詩，仍舊是能夠相信的。一種文體的興盛，必然經過一定時間的醞釀，不可能突然崛起。五言詩較四言多出一字，在敘事抒情上更添轉圜餘地，並且已經在民謠當中開始醞釀，諸如《漢書．禹貢列傳》記載的「何以孝悌為」、〈五行志〉記載的「安所求子死」等，雖然用字遣辭的技巧上較為簡單，但仍就可視為五言詩的濫觴。
　　進入東漢以後，五言詩逐漸成熟。班固〈詠史〉堪稱五言詩的里程碑。之後寫作五言詩的文人日漸增加，技巧也日漸成熟。因此可以簡單地推斷，五言詩醞釀於西漢，完成於東漢，成熟於東漢末年。

（七）、《古詩十九首》

1. 時代

　　魏晉南北朝對古代詩歌通稱「古詩」，《昭明文選》則將失去題名的十九首五言古詩編入一卷，題為《古詩十九首》。其產生年代約莫在東漢晚年，建安之前。

2. 內容

　　《古詩十九首》的內容極具現實主義，反映當代現實生活，與中下階層知識份子的思想、遭遇。其內容大致不脫離恨鄉愁、知識份子的自悲自嘆，或者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等等。

3. 特色

(1).情景相襯：《古詩十九首》的抒情，往往透過對現實景物的描述，見物起興，達到抒情的效果，如〈迢迢牽牛星〉藉由「河漢清且淺」，引發出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」的情感。
(2).構思精巧：譬如〈青青河畔草〉用「青青河畔草，綿綿思遠道；遠道不可思，夙昔夢見之」，從青草漸進到遠道，再從遠道漸進到夢境，透過層層漸進的方式逐步深入；又如〈青青陵上柏〉通過不同側面、不同角度的描寫，反映文人失意的心情。
(3).文辭淺顯：《古詩十九首》來自民間，其文辭受到樂府民歌影響，顯得淺近自然，不假雕琢；而相對於民謠而言，它畢竟是文人創作，因而又不顯得粗糙，呈現出雅俗共賞的效果。
(4).比興活用：《古詩十九首》透過活用譬喻、聯想的方式，發揮中國詩歌含蓄蘊藉的特點。

4. 地位

　　《古詩十九首》乃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它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：

(1).承先啟後：《古詩十九首》上承《詩經》「飢者歌其食」、樂府詩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的詩歌傳統，進而下啟建安年間以後的詩歌風格。
(2).由民間過度為文人：漢代詩歌早期少有文人之作，東漢初年也僅有部分文人嘗試為詩；《古詩十九首》則以民歌為基礎，將文人詩歌與民間文學融合，進而形成建安年間以五言詩為主的局面。
(3).抒情敘事分流：樂府詩以敘事為主，抒情篇章較少；《古詩十九首》多以抒情為主題，使敘事、抒情的分別更加明顯。
(4).五言詩基石：綜觀後代五言詩，皆源自於《古詩十九首》的形式，而更加發展。

（八）、樂府詩與古詩的比較

　　樂府詩與古詩，乃漢代詩歌兩大主要系統。在本質上，樂府詩乃是經過有系統地搜集、整理而成的結果，古詩則是民間文學自然發展而形成；形式上，樂府詩多長短句，古詩則以五言或七言為主；內容上，樂府詩以敘事為多，古詩以抒情為重；節奏上，樂府詩可歌，古詩則否；風格上，樂府貴遒勁（強勁有力），古詩尚溫雅。

四、 漢代散文

（一）、政論散文

1. 政論散文的發展

　　由於戰國晚期策士縱橫遊說，且思想家著作發達，百家爭鳴，因而造成漢代散文當中，以政論散文較早開始發展。前漢早期政論文當中，以賈誼、晁錯較為突出，無論針砭時弊，或者分析前朝敗亡原因，皆說理明確而有說服力。文章風格上，賈誼、晁錯皆疏直激切，賈文疏闊、晁文見識深遠。
　　桓帝時，桓寬據昭帝時的鹽鐵會議文獻，整理剪裁而成〈鹽鐵論〉，保存西漢時期的經濟思想史料，並且對社會現象與時政弊端作出諷刺。
　　東漢政論文較為有名的有王符〈潛夫論〉、仲長統〈昌言〉，文章結構嚴密，語言質樸。此外亦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《論衡》，其中各篇對傳統天道思想、儒家聖人皆提出懷疑，並且有相當精采的文學觀點。

2. 政論散文的特色與影響

(1).著重現實：兩漢政論散文針對時政，進行鞭闢入裡的針砭，能夠深入社會，了解問題，進而提出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，是先秦諸子散文針對現實進行思考議論的延伸發展。
(2).結構完整：先秦諸子散文在兩漢完全成熟，不再以語錄體或故事體呈現論點、思想，而是以頭尾完整，邏輯嚴密的面目表現在散文上。
(3).駢偶化：受到漢代辭賦影響，且政論散文較寫物賦更適合駢偶的形式，並與漢賦交錯影響後代駢文。

（二）、史傳散文的發展

　　中國古代即重視歷史的記載，諸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，雖然篇幅短小，內容簡單，但皆為古代記載歷史的著作；直至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，在歷史事件的描述上更加進步；再到《戰國策》，則對人物亦有所描繪。截至《史記》，方有結合事、言、人的史傳散文。
　　史傳文學的成就，在《史記》之後，無人能夠達到更高的水準，因此史家致力於史料考核、搜集；文學家則另闢蹊徑，對素材、手法繼續發現、發展。

（三）、《史記》的成就與特色

　　司馬遷以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為核心要旨，完成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《史記》。《史記》於史學、文學方面皆有相當成就，其成就與特色如下：

1. 開創紀傳體史書

　　《史記》開通史之先，以本紀、世家、列傳、書、表五種體制構成，並且採用紀傳體，成為後代史書典範。

2. 觀念進步：

　　在當代以混雜陰陽五行、讖緯之學的「儒術」當中，司馬遷突出人物在歷史進程當中的重要性，更注意到經濟發展推動歷史前進的現象，對進步史觀與以肯定。

3. 思想內容豐富、無畏的批判精神：

　　《史記》全書充分表現出反對暴政、暴君、豪強、酷吏的思想，並且對愛國思想給予肯定及同情。且不分階級，對於各階層人品高尚、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物，皆不吝於作傳、盛讚。

4. 嚴肅的著述態度：

　　司馬遷以前人留下的豐富史料為基礎，參考六藝、諸子書，加以遊歷時蒐集探訪的逸事傳說，使得《史記》的內容更加豐富。對史料選用的謹慎，對資料的考證，在在表現其科學精神與謹慎嚴肅的態度。

5. 擅長描寫人物：

　　《史記》以紀傳體為主，在人物描寫上展現卓越的技巧。對於不同身分、形象的人物，皆能以不同筆調進行描述；且透過靈活運用人物間的對話，更能生動地呈現人物形象。除此之外，司馬遷常透過典型的事件，精確傳達人物個性。

6. 語言藝術精粹：

　　《史記》詞彙豐富，並且整潔、精煉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與生動性。且將許多古籍中難懂的文句，加以翻譯加工，成為通俗的句子，在在展現司馬遷對於用字遣辭的熟練。

（四）、《漢書》的成就與特色

　　作為《史記》之後的重要史書，《漢書》乃是中國著名之斷代史，乃班固以其父班彪《續史記》為底，歷經二十年寫作，並於身後由其妹班昭、妹婿馬續增補而成。其文學成就如下：

1. 尊重史實、反映現實

　　班固出身仕官家庭，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，加以受詔修史，因而較缺乏《史記》的批判精神與思想見解；但班固作為歷史學家，仍舊相當重視歷史事實。因此在各個篇章中，在在反映歷史事實，呈現王公貴族的種種暴行，與對黎民百姓的剝削等等，深刻而忠實地將史實保存於書中。

2. 人物形象創造成功

　　《漢書》在人物敘述上，較缺乏《史記》的生動、鮮活；但是在描述上，卻有比《史記》更進步的文學手法，且敘事亦較為精詳。諸如〈蘇武列傳〉、〈朱買臣列傳〉等，十分成功地打造後代讀者對該些人物的印象。

3. 文辭富麗嚴謹

　　相對於《史記》的通俗流暢，班固以創作散體大賦與詩歌的深厚資歷著述《漢書》，其排偶、富麗的文辭，更有過之。加以班固奉詔修史，文字自然更加嚴謹。

（五）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異同與影響

　　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同為中國歷史上重要歷史著作，在重視歷史事實、反映社會現實的精神上是相承的；但在觀點、語言、體製，皆有相差異之處：

1. 取材

　　在文章取材方面，《史記》側重在用典型事件呈現人物形象，因此無論雅俗，只要符合需求就予以採用；《漢書》為官修史書，取材以雅為主。

2. 風格

　　《史記》篇章當中，經常蘊含慷慨、激昂的情感，諸如〈項羽本記〉、〈刺客列傳〉等，文風較為生動活潑；《漢書》則以雍容、雅正為主，缺乏作者情感之投入。

3. 筆法

　　《史記》在筆法上，以揮灑自如，因事制宜見長，在該簡潔時簡潔、應豪放時豪放，依照描寫事件、人物之不同，靈活運用不同筆法；《漢書》則以嚴整細密見長，通篇以嚴謹、細緻的筆法行文，較無《史記》之靈動。

4. 文辭

　　司馬遷常將艱難的古文翻譯為當時的口語，行文多用散體；班固則具備辭賦家的風範，用字遣辭排偶工麗。

　　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在文學、史學上皆取得巨大成就，它們對後代文學的發展，也展現了顯著的影響。在文章辭賦方面，魏晉六朝駢文興盛，受《漢書》影響較大，及至古文運動之後，又以《史記》影響較深；而《史記》開創紀傳體，使傳記文學開始勃興，影響後代史傳文學深遠；又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刻畫許多歷史人物的顯著形象，亦給予後代詩歌、小說、戲曲豐富的素材。

（六）、王充的文學觀

　　王充乃是東漢初年的思想家、文學批評家，他的文學觀點主要反映在《論衡》一書的〈藝增〉、〈超奇〉、〈佚文〉、〈案書〉、〈對作〉、〈自紀〉諸篇中。其文學觀念大略如下：

1. 文學當有實用功能

　　在〈佚文〉中，王充以為「文人之筆，勸善懲惡」，認為文學應當蘊含教育意義，並且以對世道有助益為原則。

2. 注重內容與真實性

　　在〈超奇〉中，王充以為文章當內容與形式並重，而尤以內容最為重要，若無實在的內容為基礎，則無論多麼華麗的文學技巧，皆為徒勞。

3. 重獨創、反模擬

　　在〈自紀〉當中，王充認為文學應當有個性；僅僅追求形式的相似，只會導致邯鄲學步，失去文章至情。

4. 重通俗、反虛美

　　在〈自紀〉當中，王充指出「口則務在明言，筆則務在露文」，認為文字與口語應該統一。